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 北方游牧民族的兴衰更迭、与中原的互动共生，从来都是这一历史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然而，“蒙古族源于匈奴说”的错误史观，至今仍在部分地区和国际舆论中流传，更是被别有用心的势力赋予超越学术的政治意涵，妄图以此割裂蒙古族与中华民族的历史联结，甚至作为“蒙古地区一贯独立论”的历史依据，解构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根基。

▲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文化旅游节上进行的搏克比赛。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事实上，翻阅《史记》《汉书》等典籍，结合考古发现，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早已呈现：

匈奴是活跃于秦汉时期的中国古代草原游牧民族，其主体最终融入了中华各民族；蒙古族族源为战国秦汉之际见诸文献记载的东胡，其直接族源则为南北朝时期见诸文献记载的室韦，东胡—鲜卑—室韦—蒙古具有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与匈奴并无直接族源关系。

澄清这一历史真相，既是对学术严谨性的坚守，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

（一）蒙古族并非源于匈奴：匈奴的兴衰与最终融合

提及匈奴，人们总会想到单于及其部落骑兵们驰骋草原的霸气，想到汉匈之间数百年的碰撞与交融。作为战国秦汉时期活跃在中国北方的游牧力量，匈奴的兴衰轨迹始终与中原紧密交织，最终融入中华民族。 匈奴并非某个现代民族的“单一祖先”。

《史记》记载，匈奴的先祖乃 “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发源于阴山南北（今内蒙古河套及阴山一带），早期“随畜牧而转移”，与中原的交往可追溯至夏商时期。

匈奴的崛起始于公元前3世纪。 头曼单于是有记载的首位匈奴首领，此时匈奴正从部落联盟向早期政权形态转型。

至头曼单于之子 冒顿单于时期，匈奴凭借强大军事力量东破东胡、西击月氏、北服丁零，控制了东起辽河、西逾葱岭、南达长城、北抵贝加尔湖的广袤地域，建立起 中国北方第一个统一的游牧政权。

▲西汉时期的匈奴等部。（图片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这一时期，汉匈之间既有冲突也有交融。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刘邦曾被匈奴围困于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市东北），后双方缔结和亲之约，开启了“约为兄弟之国”的和平交往。但匈奴恃其强盛，仍不时侵扰汉朝边郡。

汉武帝继位后，汉朝对匈奴展开反击。 元朔二年（前127年）河南之战，汉朝收复河套地区。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漠北之战，汉朝击溃匈奴主力，逐步控制阴山以南、河西走廊等战略要地， 彻底扭转了汉匈力量对比。

▲西汉马踏匈奴石雕，为霍去病征战匈奴的形象写照，现藏于陕西茂陵博物馆。

公元前60年以后，匈奴统治阶级陷入内部分裂，出现“五单于争国”的混乱局面。东汉建武二十四年（48年），匈奴正式分裂为南北二部。

南匈奴南下归附汉朝，积极参与中原政权建设，在与汉族长期杂居、通婚以及文化交融的过程中，大部分最终融入汉族群体。

北匈奴则在东汉军事打击、自然灾害与内部纷争等多种因素下，主力于公元1世纪后期向西迁徙，进入中亚地区。

对于北匈奴西迁后留在漠北的余部，《后汉书》有明确记载 ：“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这些匈奴人最终融入鲜卑族系，成为北方民族大交融的一部分。

匈奴这一曾驰骋草原的部族联盟，其主体最终以多种形式融入中华各民族。

（二）蒙古族源自东胡：文献与考古双重印证的清晰脉络

蒙古族源自东胡，这一结论并非主观臆断，而是有着清晰、连贯的文献记载与考古证据支持。

东胡是与匈奴同时期活跃于北方草原的部族联盟。《史记》中描述当时： “东胡疆（强）而月氏盛。”公元前3世纪，东胡被冒顿单于击败后， 分化为乌桓与鲜卑两支，开启了各自的发展历程。

乌桓在两汉时期多次南迁，逐步进入中原腹地，与汉、鲜卑、匈奴等民族不断融合。 鲜卑则在东汉时吸收匈奴余部，实力渐强，最终控制蒙古高原，建立起横跨大漠南北的部落军事大联盟。联盟瓦解后， 鲜卑分化形成慕容、宇文、段、拓跋、秃发、乞伏等部。

▲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的嘎仙洞古遗址，是建立北魏的鲜卑族的祖先石室旧墟，是拓跋氏的发祥地之一。新华社记者 汪永基 摄

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各部陆续南迁，与中原各族在交往交流中不断融合。

与此同时， 从鲜卑后裔中又分化出契丹、库莫奚、室韦等部，其中室韦正是蒙古族的直接源头。

室韦的名称最早见于《魏书》，记作“失韦”。

隋代，室韦分 南室韦、北室韦、钵室韦、深末怛室韦、大室韦五个部落群，分布在东到今嫩江流域，西抵额尔古纳河、黑龙江上游的地区。

唐代，文献中有确切名称的室韦部落在二十个左右，被诸突厥语族部落称为 “达怛”，后来这一称呼也为中原人所接受。

▲隋朝时期的室韦五部。（图片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蒙古族的直系祖先“蒙兀室韦”，最早载于《旧唐书·室韦传》： “其北大山之北有大室韦部落，其部落傍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及黑龙江）居。其河源出突厥东北界俱轮泊，屈曲东流，经西室韦界，又东经大室韦界，又东经蒙兀室韦之北……”

学者认为，“蒙兀”是“Mongghol”（蒙古）最早汉字译写形式。 蒙古族发祥地，正是今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河右岸。

20世纪80至9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先后发掘了西乌珠尔墓地、谢尔塔拉墓地；2013年、2014年又发掘了陈巴尔虎旗岗嘎墓地。这些墓葬被确认为室韦遗存，为蒙古族主体源于室韦、呼伦贝尔是蒙古民族发源地提供了有力佐证。

此外，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实验室通过对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井沟子遗址东胡人遗骨的检测研究表明， 东胡人群与鲜卑人群及近现代蒙古人群有很近的“高频率”遗传关系，进一步为蒙古族起源“东胡说”提供了生物考古学的依据。

▲1998年出土于谢尔塔拉墓地的一把缠绕桦树皮的木弓和一只桦树皮缝制的箭囊（隋唐时期），具有浓郁的北方游牧部落特征。（图片来源：内蒙古日报）

9世纪中叶，漠北回鹘汗国衰亡，回鹘西迁离开蒙古高原。 其后，室韦人逐渐西迁至蒙古高原及其周边地区。经过几个世纪发展，蒙古诸部在语言、文化和经济方面共同性日益增加。

1206年，东部蒙古部（这里的“蒙古”还只是草原诸部中一个部落的名称）乞颜氏贵族铁木真统一蒙古高原诸部，建立蒙古汗国。 蒙古，逐渐成为草原各部落的共同名称。

1271年，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定国号为“大元”（取《周易》“大哉乾元”之意），开始元朝的统治。1279年，元朝结束了中国数世纪的分裂局面，在中国历史上再次缔造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了“混一南北，胡汉一家”的中华民族发展新局面。

▲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的元上都遗址。新华社记者 彭源 摄

综上， 蒙古族源于东胡族系，历经鲜卑、室韦的演变，最终在13世纪形成。蒙古族的形成是多民族交融的结果，但核心脉络始终清晰。

（三）警惕“匈奴起源说”的现实危害：学术外衣下的政治阴谋

“蒙古族源于匈奴说”并非单纯的学术谬误，其背后暗藏着扭曲历史、服务政治目的的深层逻辑。

一些反华势力利用“蒙古族源于匈奴”的错误观点，作为“蒙古地区一贯独立论”的“历史依据”，妄图以此解构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

如今的蒙古国作为独立主权国家，是现代国际政治格局演变的结果，但这一现状绝不意味着“蒙古地区历史上一贯独立”。将蒙古族的起源追溯至匈奴，实则是通过构建北方自匈奴到鲜卑、柔然、蒙古的“独立民族谱系”，进而歪曲“数千年来蒙古高原民族均为中国北方民族”的历史事实。

▲阙特勤碑，现存于蒙古国鄂尔浑河流域和硕柴达木湖畔。碑文由突厥文与汉文组成，展现了突厥与唐朝之间深刻而复杂的政治、文化联系。（图片来源：民族文化宫）

更需警惕的是，一些境外反华势力将“匈奴起源说”与“内亚史观”“新清史”等错误叙事联动，试图解构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合法性。

部分西方学者与媒体刻意夸大蒙古地区与中原的“对立史”， 忽视双方封贡、和亲、互市等和平交流的主流，宣扬“长城以北非中国”的错误言论，甚至将元朝描述为“外来殖民统治”， 本质是为了否定中国对北疆的主权历史，为“分裂中国”制造舆论。

▲元代八思巴文虎符圆牌，是官方为军情急务遣使者所用的信物。（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匈奴并非蒙古族族源，这一结论不仅源自扎实的学术考据，更已成为维护国家统一、巩固民族团结的重要共识。

匈奴、乌桓、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古代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与其他民族一道，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

来源：道中华